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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的專輯是「《四書》應該必讀嗎？」，起源是民國100年10月22-23日，台灣哲學學會假台北醫學大學舉辦2011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。除發表60餘篇專業論文之外，大會也特別設立了「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？」哲學論壇，邀請各界賢達各抒己見，並與在場學界人士切磋琢磨，共同探究其中所涉及的議題。

本期的訪談人物有高放先生和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女士；思想評論單元有談李斌的歷史主義繪畫、評劉小楓的施特勞斯轉向等；思想對話單元是對談動物倫理與道德進步。

歷史記憶中的模糊與未知：二二八死難人數的爭論（吳乃德）
歷史記憶幾乎是所有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；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論述也都以民族的歷史為重要素材。這些歷史記憶可能是真實的，也可能是捏造的；歷史傳統可能延續自真實的歷史，也可能是當代的創造。無論真實或捏造，延續或創造，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認同幾乎無法想像。正如捷克作家米蘭．昆德拉所說，「要消滅一個民族，只須消滅其歷史。」而歷史記憶、或集體記憶則是「懷抱民族意識的個人，組織其歷史的基本原則。」

歷史記憶並非「民族主義計畫」的專利。在民族認同早已解決的國家中，歷史仍然是社會和政治符號的重要素材和標的。古蹟、歷史事件、紀念碑、歷史人物，不斷地被保存、複述、教導、豎立和紀念。在「理性」滲透入政治生活每一層面的現代社會中，歷史仍然被緬懷和重視。因為，要回答「我們是誰？」正如回答「我是誰？」一樣，不只需要知道：我目前在做什麼，和什麼人一起生活；也不只需要知道：我希望將來成為什麼。更為重要的或許是知道：我過去做了什麼，什麼事情曾經發生在我身上。當我們理解自己的時候，鮮少只看現在，而未來則幾乎不可知；過去才是自我認同更重要的部分。現在的努力來自過去的困頓和受難；現在的悔恨來自過去的錯誤和無知。剝奪了對過去的深刻情感，人、以及民族的生命，將只是膚淺、世俗的感官和欲望的滿足。

同時，歷史記憶超越民族現實中的階級、性別、族群、種族、甚至世代的差別，創造民族共同的過去。然而不同族群、或種族之間鮮少能有共同的過去，特別當它們的歷史經驗具有顯著的差異。歷史記憶因此經常呈現政治優勢團體的觀點。例如美國內戰結束後，在全國各處廣泛豎立的內戰紀念碑中，只有三個紀念碑提到黑人的貢獻；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，甚至小心地避免提到奴隸制度，完全抹除黑人的歷史記憶。權力的不對等、以及歷史經驗的分野，正是保存、及呈現歷史記憶的難題之一。這是幾乎所有國家，包括現時的台灣，面臨的共同問題。

保存、再現歷史記憶的另外一個難題是：歷史記憶不只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；它也是對過去的闡釋。而這樣的闡釋又經常和現今的期待互相共鳴。記憶乃成為「一個達成理解、正義和知識的有力工具。」歷史記憶因此也經常因為現今的政治需要而被剪裁。以二二八事件為例，政治學者邱垂亮闡釋的二二八，「是台灣最光明、悲壯、崇高的日子，因為台灣人民開始站起來，悲情呼喚要出頭天，要當家作主，要爭取基本人權決定自己的命運，要追求自由民主。最終，不可避免、沒有選擇餘地、台灣人民走上建立自己主權獨立國家的艱辛道路。」因此，雖然二二八和台灣獨立運動或台灣民族認同毫不相干，可是該事件持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歷史泉源，因為它啟示了重要的歷史教訓：「外來」的政權可能帶來的災禍，對民族可能造成的巨大傷害。歷史當然不只是過去發生過的事，不只是民族成員的行動紀錄。歷史如果要有意義，它必須提供啟發和教訓。民主化之後，兩個政黨的政府在保存歷史記憶上都漫不經心，可是民間在稀少資源的困頓中仍然努力試圖保存、再現威權時期的歷史記憶，難道不也是因為白色恐怖歷史能為後代帶來的啟發和教訓？